《逸周书·度邑》记载了武王临终前的一段话:“汝其可瘳于兹,乃今我兄弟相后,我筮龟其何所即。今用建庶建。”这段话看似难懂,但其实意思是,武王在临终时准备将自己的王位传给同母弟周公旦。武王在灭商之后,因为商人的余力依然强大,内心感到非常忧虑,常常失眠。经过三年的忧虑,武王去世时,他的长子姬诵年仅十三岁,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能力来镇守国家。因此,武王打算把大权交给周公旦。
然而,问题在于,周公旦到底是否继位称王?如果周公旦真的称王,那么西周的第二任君王应该是周公旦;如果周公没有称王,那么继位的就应该是周成王姬诵。因此,关于周公是否称王的问题,一直存在着争议。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让我们得以揭开一些真相,但与此同时,也引发了新的疑问。
关于周公是否称王,史书中的记载往往让人感到困惑不已。例如,《尚书·周书》里,有多篇诰文的内容是周公旦所作,比如康浩中提到的“周公咸勤,乃洪大诰治”。“诰文”通常是帝王下达给臣子的命令,如果周公旦没有称王,那他怎么会有资格发布这样的诰文呢?一些宋代的儒学者认为,这些诰文可能是由成王所写,周公旦只是代为起草。
展开剩余74%此外,《尚书·康诰》中有一段被认为是铁证的内容。周人东征,成功剿灭了商残余势力后,周成王向康叔下达了命令,其中有一段话是:“王若曰:‘孟侯,朕其弟,小子封。’”这里的“王”显然是指成王,而“朕”是周王自称的代名词。根据这段话,“王”称康叔为“弟”,那么“王”就不可能是成王姬诵,而应该是周公旦。换句话说,这段记载显示,周公旦在东征之后担心康叔年幼,政治经验不足,无法管理好殷商遗留的领土,因此向他传授治国之道。
不少历史学者,包括荀子和韩非子等,也认为周公旦在那时已经称王。荀子在《周公屏》一文中提到,“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,偃然如固有之”,意思是周公已经成为王者,并且掌控了周朝的政权。即使如此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却写道,“成王少,周初定天下,周公恐诸侯畔周,公乃摄行政当国。”这意味着,周公旦虽然名义上是辅佐成王,但实际上担任了摄政王的角色,真正管理国家政务。
要弄清楚周公旦是否称王,这一重大历史问题,影响深远,尤其对儒家对周公的推崇有着重要意义。现代考古的发现或许能解开这一谜团。因为如果周公旦真的称王,那么西周的青铜铭文中,必然会有相关记载。让我们看看三件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如何描述周公旦的。
首先是“西周禽簋”,由周公旦的长子伯禽所铸。铭文中提到,“王伐奄侯,周公谋。禽祝,禽有脤祝,王赐金百寽。”从铭文可以看出,成王发动了对奄的征伐,而周公则是参与了谋划。这表明,周公没有成为王,而只是作为辅佐的角色。
其次是“史墙盘”,它是西周中期史官所制的青铜盘。盘上的铭文记录了西周前七代君主的名字,其中武王之后是成王,而不是周公旦。这意味着,周公并未成为西周的君主。
最后是“冉方鼎”,这件青铜器讲述了周公旦东征胜利后的情况。铭文写道:“唯周公于征伐东夷,丰伯博姑咸裁。”同样,这里称周公为“周公”,而不是“王”。这再次表明,周公没有称王,而是继续以“周公”之名行使权力。
从这些铭文来看,现有的考古发现似乎确认了周公并没有成为周朝的君王。这个结论也与《史记》中的记载相符。由此可见,周公的确没有称王,而是担任了摄政王的角色。
然而,这仍然引发了另一个问题。为什么《尚书·康诰》中的铭文写到“王若曰:‘孟侯,朕其弟,小子封’”?是不是《尚书》中的记载有误,还是另有隐情?或许,问题就出在“王若曰”这一表述上。正常情况下,君王会直接说“王曰”,但在这段话中却使用了“若”字,这可能意味着“王”是指周公旦的角度,在代为颁布法令时,称自己为“王”。这也许是当时周公旦摄政的一个表现,而“朕其弟”中的“朕”只是先秦时代的通用代词,并非帝王专用。
因此,虽然《尚书》中的记载没有错,《史记》中的记载也没有错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读“王若曰”这一句话,也许正是后来的历史学者,特别是政治需要时,错误地解读了这一段,才导致了周公是否称王的长久争议。
总之,经过现代考古的验证,周公旦确实没有称王,而是继续以摄政的身份管理国家。至于《尚书·康诰》中的疑问,或许只是后人对史料的误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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